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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松绑”科研经费 为创新“减负”
2019年03月28日  作者:《中国青年报》   编辑:chunchun   审核:刘纯  版面:B2
  科研管理本身也是科学,需要遵循科学的方法。这就需要对科学技术研发活动,从立项、论证、申报科研经费、结项等各个环节进行科学管理者。同时,也要认识到,科学探索活动的创新性,需要自由的氛围,这对于科研管理来说,是一种考验,需要探索一种新机制将科技创新的动能得到更好的释放!

  给科研项目经费“松绑”的呼声由来已久。前不久,在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这一呼声得到回应——“进一步提高基础研究项目间接经费占比,开展项目经费使用‘包干制’改革试点,不设科目比例限制,由科研团队自主决定使用。”

  如何既让科研人员从繁琐的报销手续中解放出来,又防止科研经费滥用,再一次成为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。

  对于这一新政,代表委员们分析,可以理解为未来国家只管预算总规模,而将各科目预算的调剂权下放给科技人员。

 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则给出了更权威的定性。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中心举办的新闻发布会时,王志刚表示,科研的不确定性和未知性,与预算要求的具体化,两者之间的矛盾长期存在。“包干制”的改革以信任为前提,但同时也需要和“放管服”结合,“信任越大,责任也越大”。

新政充分体现国家对科研人员的尊重与信任

  在全国人大代表、天津大学党委书记李家俊看来,新政充分体现了国家对科研人员的尊重与信任,“是为创新减负,赋予创新团队和领军人才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和技术路线决策权”。

  对科研人员来讲,这也是一种更大的责任。“科研活动本身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,比如一些基础研究领域,项目开始之前,就要预测未来一段时间所有的科研活动,确实是比较困难的。”李家俊认为,科研经费“包干制”,可以加强科研经费管理使用的统筹,提高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率和效益,支持科研人员将更多精力聚焦在创新上。

  这也是全国政协委员、航空工业制造院院长李志强一直关注的问题。去年李志强在提案中建议,一方面要提高基础科研类科研项目间接费用的比例,另一方面要取消科目比例的限制,“让打酱油的钱可以买醋”。

  全国人大代表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、党组书记王秦介绍,科研项目预算分为10多个大类50多个小类。“花钱之前,你要先测算到每一个小类,具体到买几个烧杯、每个烧杯多少钱,预算全都要清清楚楚。”王秦说,“过去管得太死了,重重审核,变更预算还要打报告。”

  王秦说,这样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,过去很多科研人员的精力都扑在做报表、做账上,而财务管理本身就不是科研人员的强项,结果,很多科研人员对科研经费使用“摸不着头脑”。

  科研经费的“包干制”此前在江苏已有类似尝试。王秦介绍,“江苏科技改革30条”即与之类似,去年开始已经在13个设区市试点推开。

  在2018年召开的两院院士大会上,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:“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,不能让无穷的报表和审批把科学家的精力耽误了!”2018年7月,国务院印发《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》。今年1月,科技部、财政部发布了《关于进一步优化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和资金管理的通知》,进一步明确整合精简各类报表、减少信息填报和材料报送、精简过程检查等多项措施,减轻科研人员负担。

  令李志强欣喜的是,自己的建议在报告中得到肯定。他认为,这些都将极大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,有利于鼓励更多年轻人愿意投身科研。李志强期待下一步各部门制定更详细的具体办法和措施。

科研经费要“放”也要“管”

  科研经费到底该怎么花?在全国政协医卫界别的联组讨论中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热议。

  “做实验报的是买冰箱,结果我买了液氮,起的是同样的作用,人家说这算是挪用公款。”一位委员建议,可以建立科研经费负面清单,比如,科研经费不准用于吃喝,已有的设备不准再买。

  同时,这位委员建议对科研成果的评价应以终端评价为主,设立专门部门,对科研人员过去10年、20年的成果进行评估。

  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认为更重要的是要加强监管,加强法治。“都说要尊重和信任专家和科研人员,我认为不能靠信任某个人,而是要依靠机制和制度来规范”。

  这个观点也得到不少代表委员的认同。“报告里明确讲了,提高‘基础研究项目间接经费’占比,这笔经费中的少部分是可以作为科研人员绩效支出的。但直接经费,还是应该有适当的监管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钱锋介绍,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础研究项目的间接费用占比为20%,国家级其他一些科研项目经费的间接费用占比达不到这个比例,“这笔钱占比能提高,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的绩效就有了提高”。

  钱锋指出,即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,科研经费也有严格的管理机制。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、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万钢曾在德国读书,他以德国的科研经费管理模式为例,德国的教授实行年薪制固定收入,科研经费全部用于科研及参与者劳务等支出。

  万钢认为,国家对各种经费的管理越来越规范。他说:“以我的经验,一笔经费到了,每年3月、6月、9月都会有不同方面的检查,第二年年初还会有一轮巡视。有的人说不要那么繁琐的评价,但我认为,没有这种制度化的评价安排,你就没有依据说这钱是否花到位了。”万钢说,科研人员收入的提高,最终要靠制度来进行安排,不能依靠“科研经费”。

  “包干并不意味着科研活动不需要监管。”李家俊说,有“放”,就必然有与之相配套的“管”,要设立相应的“负面清单”或“红线”,“这将会是一个制度体系的探索,最终达到提高科研效率、提高创新能力的目的”。

首批已遴选出60多家试点单位

  “越是有创新的东西,不确定性越强,能不能对这种探索的风险给予更高的包容和支持?”全国政协委员、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主任王宁利认为,目前有关部门对自由探索类科研项目的支持相对较弱。

  王宁利建议,量体裁衣地给这类自由探索类课题和项目的论证一套制度安排,比如可以采取自由申报、专家认证的方式。他认为,那些对某一领域有非常浓厚兴趣的专家,很可能通过自由探索,在原始创新方面有所突破,“目的就是让科学的火花真正能够燃烧起来,最终成为火炬。”

  科研管理本身就是科学。王宁利同时期待,把科研管理创新当成一项专门的科研项目纳入国家科研计划中去。通过科研管理机制变革使科技创新的动能得到非常好的释放,又能让投入的科研经费能够效果最大化。

  “对中国科技界来讲,基础研究的能力和产出是我们的一个短板。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促使我们必须把基础研究作为一个重点,在整个科技创新的总布局中要着重布局。”王志刚透露,科技部首先会在基础研究领域做一些尝试,目前已经选了60多家单位,在基础研究定额补助项目等方面进行试点。他介绍,在试点过程中,要看被选的试点单位过去是不是确实在科研管理方面很规范、在科研成效方面很显著、科研队伍特别是带头人是不是专注搞科研,并且是否有科学精神、科研操守和良好的口碑。

  王志刚介绍,试点将按照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要求做方案,并且征求科技界的意见,最后形成一个试点方案。在试点中把它不断推进、不断完善,最后变成一种新的科研经费和项目的管理方式,通过改革来激发创新主体——科研人员有更大的积极性,有更大的自由度,有更多的获得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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